融入既指一个社会不应该排斥这些社会少数，也指这些社会少数不应该自我排斥，从而放弃与其他不同观点进行对话的机会。

[65]画像行为的特征是通过自动化处理以呈现自然人的个体特点。(三)互联网存档的妥当与否 作为新的传播媒介，互联网不仅提供新闻，也为人们了解旧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量数据库。

【期刊名称】《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2 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保护 数据删除权 被遗忘权 信息自由 。因此，当个人信息自决与媒体披露发生冲撞，此时的法律操作主要不是基于市场竞争秩序而贯彻诚信原则，而是在媒体披露的价值与披露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间加以权衡。(4)公共利益要求的档案目的、科学或者历史研究目的，或者统计目的。可见，画像并非洪水猛兽，也不全然有害，它恰恰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常态。个人信息权的构建起到了平衡当事人力量对比的功能。

从该条第1款规定的内容来看，被遗忘权首先是指对非法处理、错误或非必要等个人数据的删除权。当然，用户实施删除操作之后，信息仍可能以某种形式存留于网站的后台，此时依数据质量原则和目的特定原则即可推出网站的删除义务。各级各部门在组织开展这项工作时，首先必须坚持依法行政这一根本原则。

否则，就是非法的、违法的。打破身份藩篱，任命了大队长、副大队长及中队长等中坚力量。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这种通过招聘等方式组建的行政执法队伍，也是不合法的。

具体做法是：一是通过委托方式，将城市管理、人防、文化、国土、水务、民政、农机、教育、交通等9部门18个领域的行政执法权下放到某镇，组建了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使583项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措施权。县国土、水务等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权，是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

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没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授权，任何部门和单位都无权作出由县国土、水务等职能部门刻制执法专用章，交某镇政府使用的决定。三、该县国土、水务等职能部门刻制执法专用章交某镇政府使用的行为违法 经县政府研究，由县国土、水务等职能部门刻制执法专用章，交某镇政府使用。二、该镇通过招聘社会人员进行行政执法的行为违法 该镇通过招聘、调动、公益岗安置等方式充实人员力量，组建了62人的执法队伍。

该镇通过委托方式，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权，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作者简介：任敬陶，山东省菏泽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调研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九大报告，都对我国的依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一、该镇这种委托实施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措施权的行为违法 该镇通过委托方式，将城市管理、人防、文化、国土、水务、民政、农机、教育、交通等9部门18个领域的行政执法权下放到某镇，组建了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行使583项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措施权。这种行政行为，必须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明确授权。

其所作出的行政处罚也是非法的、无效的。该镇实行委托行政处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依据，就属于非法委托。

如果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就不得随意将本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二是以镇属事业单位人员为基础，通过招聘、调动、公益岗安置等方式充实人员力量，组建了62人的执法队伍。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乡镇综合执法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模式是违法的。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三是经县政府研究，由县国土、水务等职能部门刻制执法专用章，交某镇政府使用。

各地因招聘的社会人员、临时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发生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违法执法的事件经常被新闻媒体曝光，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委托实施行政处罚，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才能委托实施行政处罚。

深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全覆盖，并向乡镇延伸，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重点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模式，已经被当地作为先进经验在省有关会议上进行了典型介绍。

2017年某县在某镇开展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探索实行了5+综合行政执法模式。一年多来，该镇共立案登记589件，处罚各类市场主体414家，处罚违章停车846辆，制止违法建筑311起、拆除183家，拆除小锅炉1000余台，查处散煤用户540余家，等。

任何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做法，都是必须禁止的[38]直到今天，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主要规制的仍然是国家行为，在私人领域仅针对存在明显加害危险的个别领域进行立法。[26]参见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借助大数据技术，应急资源中的人员和物资流动都可以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大数据，如通过通讯基站可以快速确定通过手机等通讯设备发出紧急信号的人员位置，急救车、消防车等应急设备的运动轨迹可以通过GPS进行定位和追踪。

通过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利用，政府也可以实现科学和理性决策，更好地推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15]实际上，这些信息的使用者并不需要对信息主体的个人身份进行识别，即使可以识别，在进行匿名化处理之后也丝毫不影响这些信息的用途。

这种意义上的公共性，已经明显超越了个人信息被政府用于一般行政管理的传统效用以及被商业机构用于高效搜索和定位客户的低端商业价值，从而使个人信息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公共利用空间。至于2017年施行的我国《民法总则》，虽然其111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也就是将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与非法收集、加工、传输、买卖、提供、公开一并规定，并将调整对象扩大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把行政机关也涵盖在内，但这仅仅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原则性规定，其既未指明何为使用——使用一词的含义显然比收集、加工、传输、买卖、提供、公开等复杂得多，从而需要更精细的表述，也未指出何为非法——违反了何种位阶的法律规范以及是否包括违反约定。

[50]有的地方甚至利用上访户的个人活动轨迹信息对其进行定位追踪，进而实施截访等人身控制行为。[48]现实中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政府滥用个人信息进行身份识别并损害公民权利的做法。

[47]参见肖滨：《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双面性与非均衡性》，《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可以被用于商业或行政用途，近年来前者被人们谈论得很多，而后者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摘要:  个人信息具有公共性，这是政府将其用于公共用途的正当基础。[10]参见前注[1]，吴伟光文。

[17]参见王羽佳：《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电子轨迹在侦查工作中的应用研究》，《中国科技信息》2016年第13期。2014年12月31日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百度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数据化描述后发现，平时外滩的地图搜索和人群汇聚程度基本稳定，但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两者都达到了峰值。

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可以总结为两类：一是对个人进行识别，进而对识别出的对象进行标记、监控、追踪乃至采取控制措施，这是一种个别化的利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的推进，都离不开以个人信息为基本单位的数据库的支撑。

对于禁止非国家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原则，主要从信息主体同意的角度来设置例外。[53]其列举的个人敏感隐私信息包括有关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及犯罪前科记录等。